伴随着城镇化水平提升，城市基层已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场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枫桥经验”虽然诞生在农村，但其强化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的基本精神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不仅适用于农村，而且适用于城市。新时代“枫桥经验”逐渐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局部走向全局、从基层走向市域。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就需要统筹好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进一步加强城市基层治理，用高质量的城市基层治理促进高质量的城市发展。在城市基层治理场景中创造性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问题，是推动城市治理提档升级的一条可行途径。
夯实城市基层治理实践单元。治理单元划分的科学性直接决定治理成效。城市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基层网格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小实践单位。与乡村社会相对同质化场景不同，城市居民的异质性更强，人口密度更大，居民需求和问题更具差异性，为此需要夯实城市社区、小区、楼栋三级网格，构建合适的城市基层治理单元网络。以三级网格为基础，深化推广“支部建在网格上”“支部建在楼栋上”“支部建在服务阵地上”等实践做法，持续健全城市基层组织体系，实现城市基层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推动实现社区党建网、基层综治网、消防应急网、民生服务网、协商议事网等“多网合一”，着力构建党建引领网格共治的城市基层治理格局。进一步发挥好城市基层党组织引领带动功能，推动基层治理责任向网格下沉、资源向网格集中、服务向网格集聚，持续夯实城市基层底盘。整合优化分散在各“条条”“块块”以及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城市居民中的资源力量，方便城市居民就地就近办好自己的事情。
预防化解城市基层社会矛盾。平安和谐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目标。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坚持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原则，努力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难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落实预防在早、化解在小的理念，统筹运用小区党员、楼道长、网格员、社区干部、联社干部、社区民警等基层力量，常态化排查化解城市基层社会矛盾，努力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聚焦教育医疗、劳动关系、家庭婚恋、金融商事等事关城市居民切身利益的矛盾风险，做好人民调解、做实行政调解、做强司法调解、做细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做优各类调解协调联动机制。结合城市基层场景，运用好“四前”工作法、“四先四早”工作机制等预防化解矛盾的经典方法，就地化解城市基层社会矛盾。强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导城市居民在法治轨道上表达诉求、维护权益、化解矛盾，努力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氛围。
在城市场景落实党的群众路线。面对复杂性、差异性、流动性相对较强的城市基层社会，依靠基层党委、政府大包大揽显然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差异化需求。只有解决好群众身边的问题，办理好群众关心的“关键小事”，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安定有序、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在城市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需要落实好“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共同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城市生活空间。聚焦城市居民生活场景，深化推广“党建联建”“五社联动”等工作机制，引导城市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教育、医疗、养老、托幼、文化、体育等公共事务治理，加快构建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依靠城市居民建设平安城市，大力发展义警类社会组织，推动“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理念落地落实。
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数字技术赋能可以“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使得城市基层治理的效能全面跃升。北京接诉即办12345市民热线、深圳“民意速办”、浙江“浙里办”等数字治城应用平台，使政府“全量化”回应群众诉求变为现实。信访“民呼我为”、浙江“解纷码”等矛盾化解数字化平台，使城市居民遇到问题时，足不出户就能够“有地方找个说法”。实践表明，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可实现城市基层治理效率和质量的指数级跃升，从源头上提升群众满意度。针对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聚焦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场景，整合、优化、提升数字化应用平台，推动“一网式”“一屏式”数字化应用与“一站式”“一门式”线下服务联动融合，实现城市基层治理从“碎片化”向“一体化”转变。加快打造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赋能城市基层的经典场景，加强数据共享与综合集成应用，让城市居民可以便捷高效地表达诉求与获取服务。探索开发城市基层经典场景数据模型，推动“基于经验的治理”向“基于数据的治理”转变。
刘开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