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高效能治理”的命题——“有针对性地部署对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牵引性的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在应对危机中掌握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并在今年再次强调“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为何密不可分？
答：处理好发展与治理两大改革关系，事关发展与稳定两个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顺利达成。一方面，通过不断夯实低能耗、高效率、高质量的物质基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社会效益；另一方面通过高效能治理体制机制，精准高效连接供需双方，促进需求回应和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矛盾的高效解决、公共资源的高效配置、人民需求的高效满足和社会共识的高度凝聚。
发展与治理的关系，历来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我国古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天下大同，归于治理”的智慧，揭示了发展与治理的辩证统一。经济发展为塑造安全的国内国际环境提供先决条件。改革开放的前三十余年，核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推进系统改革实现了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快速发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意味着解决发展中累积的各类突出问题，调节各方利益关系，化解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不安全风险，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益，确保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安全价值被提到与发展价值同等重要的位置，发展与治理两条主线在国家改革逻辑中被清晰地建构起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总体要求，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要义。新时期，要通过推动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协调发展与安全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协同共进。
论及二者关系，首先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具有内在一致性。一是两者在发展方向上均是事物发展过程的上升运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了从“速度优先”向“质量第一”的根本转变，强调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发展；高效能治理完成了从“效率至上”向“效能为本”的重要转型，注重从单一行政效率转向综合治理效能。二是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均以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为归宿。高质量发展追求更优质的就业机会、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更可持续的生态环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而高效能治理致力于提供更便捷的公共服务、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更有序的治理环境，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两者均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目标导向。在人口规模巨大的背景下，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和平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双重构建是必由之路，任一偏废都难以达成目标。
其次，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在互动之中相互支撑。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引领高效能治理，为其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与资源保障。经济发展带来的财政增收可以有效强化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形成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为治理创新提供专业支撑；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可以显著提升治理的精准化与智能化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民生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就是对此最鲜活的印证。
另一方面，高效能治理助力高质量发展，为其提供稳定环境、激发增长动能。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指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日趋完备的法治体系、透明的制度环境、民主的决策程序和高效的行政系统为保护市场主体合法利益、维护公平高效的市场秩序提供了政策与行政保障。同时，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使社会活力得以激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例如，通过国家深化“放管服”改革、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各地推行服务型政府建设，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从2013年的第96位提升到2022年的第31位，极大激发了市场主体追求创新驱动和持续发展的活力。
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共同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协同发展，需要重点把握以下要点：
强化基层治理根基是基础工程。街道、社区基层是发展主体与治理主体的相遇处和连接点，不仅绝大部分的发展活力来自基层，大多数矛盾与纠纷也发生在基层，基层的发展与治理直接关系着发展政策的落地效果和治理效能的传导质量。一方面，优质的基层治理能够为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微观环境，通过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优化营商服务，有效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健全的基层治理网络可以及时感知和化解社会矛盾，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稳定预期。发展与治理的张力只有在基层转化为合力，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的同频共振。
完善多元协同机制是重要保障。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具有各自独特的主体优势与功能定位，市场和社会组织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政府组织则通过推动与纠偏等治理机制维护市场和社会的发展成果。治理与发展任务的协同达成度依赖于治理主体与发展主体的协同程度。协同机制创新既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丰富的要素支撑和更灵活的制度空间，也为高效能治理创造更包容的参与平台和更畅通的反馈渠道，有利于在多元共治中实现发展与治理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
创新治理模式方法是关键突破口。传统的粗放式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复杂需求。以特大超大型城市治理为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纵深推进，特大超大城市的生产与生活要素聚集规模出现质的跃升，城市人口规模巨大、社会诉求多元，传统科层制结构中权力中心经由复杂的科层系统与原子化的市民个体相连，信息传递反射弧过长，对市民的需求应答迟缓，城市生产和服务资源配置的规模效率边际递减，多元且爆炸性增长的需求无法得到有序精准高效回应，亟须通过治理模式和方法的系统性革新才能破解特大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瓶颈。
深化数智治理应用是技术引擎。数智化治理通过构建全域感知、精准分析、智能决策的技术体系，能够有效破解传统治理体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响应滞后等问题，为市场和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实时动态的治理支撑。例如，在评估企业税收减免绩效、测量专精特新企业补贴精准度、规划城乡基础设施和供给教育医疗服务等众多领域，信息技术不仅能大幅提升治理的精准性和时效性，更重要的是通过数据要素的跨域流动和智能协同，打破了部门壁垒和层级阻隔，构建起发展与治理深度融合的数字生态，为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的协同推进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和解决方案。
（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菁、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