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就绿色未来的战略实用框架
拉希德·阿尔·马哈茂德·提图米尔
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着多重危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普遍性的污染与深刻的地缘政治变革并行，发达国家密集型增长和生态外部化的发展模式已经暴露边界。在此背景下，生态文明理念应运而生，将生态完整性整体融入社会、经济、政治之中。这一转型并不是单一路径的，其呈现方式必然深受不同社会的文化、历史和物质条件等因素的深刻影响。
我认为，全球南方国家要构建一个具有战略实用性的框架，这是一种能动的、由主体性驱动的框架，通过灵活且基于实证的互动来实现国家利益。这一构想是对万隆精神的延续，即从政治去殖民化演进至经济生态去殖民化，并与发展需求相融合，最终形成一条立足主权兼具适应性且根植文化传统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一是坚持目的性的现实主义，包括清醒认识结构性约束。比如，最不发达国家面对气候变化挑战呈现出高度脆弱性，可将其转变为机遇。在生态领域，这意味着气候危机作为战略谈判可获取绿色金融和跳跃性发展空间。二是实施工具性参与，将外部关系视为促进国内发展的工具，而非意识形态承诺。在生态领域，这意味着国际气候协议、技术转让协议和绿色投资安排必须以对国内能力建设、技术升级和制度韧性的贡献来衡量。三是实现适应性的一致性，即在保持国家长期战略方向的同时，平衡多重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全球规范。
战略实用主义为全球南方应对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双重命题提供了行动哲学。它与依赖理论相对立，主张通过智慧治理、相互合作来确保主权，而非通过脱离。这与万隆精神通过团结实现自力更生的理念是一致的。具体而言，生态转型要建立三个支柱战略，一是绿色政策制定的主权自主，即拒绝外部模式强加，坚持本国绿色政策的创新性；二是国际伙伴关系的战略多元化以规避依附，可通过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他合作项目发展本国的循环经济，这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自立自强；三是将国内能力建设作为不可撼动的基石。通过战略实用主义之路，全球南方将从气候变化的被动承受者转变为具有主体性的战略行动者。
在生态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务实合作，共同构建一个兼具主权性与多元性的绿色现代文明，以最终实现生态完整与发展正义的和谐统一。
（作者系孟加拉国达卡大学经济学教授及发展研究系原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