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为 刘嘉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投资于人”理念的提出，标志着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其表层逻辑是从依赖物质要素的投入转向依赖人力资本与创新驱动的增长，而其深层逻辑与终极旨归，则是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理想的当代践行，要求将“人”本身，而非抽象的“物”或“资本”，置于发展的中心，并将此作为衡量一切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坚持“投资于人”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当代实践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为“投资于人”的提出奠定了思想根基。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运作逻辑，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现象，最终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旨归。其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是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投资于人”具体体现为资本家对“活劳动”的投入，实际上是完成价值增殖过程，并不是真正地将“人”作为价值旨归。其二，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的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因而雇佣工人只能沦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人的本质被异化，类本质难以彰显。其三，与以往的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剥削制度不同，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不是靠完全占有和人身依附来实现的，而是基于劳动者人身自由基础上的“平等”关系，剥削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投资于人”只是掩盖剥削关系的“遮羞布”。马克思主张破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异化现象，实现人的解放，并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必须建立与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将人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广大人民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奠定了人民解放的政治前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广泛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建立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和基础设施，着力提升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随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将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形势下，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重要理论和实践探索，都蕴含着社会主义“投资于人”的价值取向，即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提升人民的能力素质、拓展人的发展空间。
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坚持“投资于人”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实践原则。《共产党宣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并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贯穿党治国理政全部活动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这就要求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将“投资于人”体现在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践当中，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坚持人民至上的实践原则，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投资于人”意味着直接将人作为投资的目的，将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高度统一为实践目标。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必须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着力提升全体人民的思想素质与发展能力，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让每个人都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于人”为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行动指南。
二、坚持“投资于人”是将人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尺度
人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社会历史过程，需在不断交往中实现。人的发展并非单方面的体现，而是表现为人的体力、智力、个性和交往能力等多方面的发展，其中最根本的是人的自由程度的提高。人的发展融入整体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深化演进的过程。对此，马克思将人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在此阶段，人的本质力量初步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人与社会的关系比较薄弱。人们的价值选择能力极其低下，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迅速发展，人的需要、意志和价值取向都得到快速提升，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仍然较为片面化，价值选择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三是自由个性的阶段。在此阶段，社会生产得到巨大发展、物质财富极大增加，人的价值选择成为真正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交往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交往中建立的社会关系决定着人的发展程度。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进而推动原有社会关系不断变革，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实现。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也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主体。一方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其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发展进步的价值主体，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是与历史发展的基本要求或趋势相一致的。是否维护、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需要和利益，是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投资于人”意味着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积累物质财富，而是实现人的解放与幸福。因此，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尺度，不能仅仅看GDP增速、基础设施规模等“物”的指标，更要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增强，人的素质与能力是否普遍提升。只有把人的发展作为评价标准，关注人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综合能力的提升，才能避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偏差，真正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立场，进一步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投资于人”，将人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这既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逻辑必然，也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投资于人”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运用的真实写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将人的发展作为衡量一切发展成效的根本尺度。“投资于人”最终是为了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普通劳动者，让人的素质与能力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投资于人”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新时代的必然要求。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离不开亿万人民素质与能力的普遍提升，聚焦的是对教育、健康、技能、科研创新与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持续投入，其核心对象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要素即劳动者本身。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此，“投资于人”绝不是单纯的消费性支出，而是最具长远回报的生产性投资和战略性布局。它有助于促进对“物”的投资所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得到更加有效地运用，并将其引导至真正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轨道。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必须以人的发展为落脚点，将共同富裕作为价值追求，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真正成为衡量一切发展成效的最终尺度。
三、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关键在于发挥“投资于人”的引领作用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二者相互区别、相互对立。从唯物史观来看，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大部分构成。其中，“投资于物”主要面向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主要目标在于提升社会生产能力、扩大“物”的规模体系，而“投资于人”则以劳动者作为核心对象，其目的在于克服人的发展的片面化，迈向以“自由个性”为标志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二者互相依存、相互促进。“投资于物”是“投资于人”的现实基础，“投资于人”是“投资于物”的价值归宿。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是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不是物，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其一，“投资于物”不仅仅停留于物的层面，在物的背后是人与人的交往活动以及在交往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投资于物”根本上要以其是否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根本评判标准，若脱离人的发展需要和社会的整体福祉，便可能陷入为积累而积累的劳动异化状态，导致资源配置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相符。其二，“投资于人”也需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将人作为主体，指向人的现实发展。任何生产都离不开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的结合，这是生产的根本前提，无论采用何种社会生产方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始终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构成要素。“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并非彼此割裂的平行线，而是相互嵌入、相互催化、螺旋上升的辩证统一体，二者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主轴和动力引擎。这就要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摒弃非此即彼的片面思维，系统把握并协同推进物质基础的夯实和人力资本的提升。
发挥“投资于人”的引领作用是实现人与物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推动“人”与“物”协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课题。实践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活动，也是真理和价值统一的基础。发挥“投资于人”的引领作用，需正确把握有意识的人的实践活动，使资源、资金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实现人与物的关系统一。第一，从实践主体来看，“投资于人”是直接作用于具有一定的主体能力、从事现实社会实践活动的人这一实践主体。提升实践主体的自然能力和精神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优化人的主观世界，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第二，从实践客体来看，实践客体并不等同于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是被纳入主体实践活动、与主体相互作用的对象。“投资于物”必须服从于主体的价值取向，以“投资于人”为引领，促进人的知识水平、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的提升，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三，从实践中介来看，“投资于物”所指向的物质性工具系统（如教育设施、医疗设备、信息网络、科研仪器等）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中介条件与物质载体。对这些物质基础的持续投入，并非止于物的积累，而是通过改善实践的物质技术底座，直接转化为人的认知能力拓展、健康水平提升、技能素养增进和创新潜能释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健康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能够保障人的生命的尊严和劳动的可持续性。通过对教育设施与制度建设的投入，能够拓宽人的认知疆域和发展空间。通过对科研机构与制度创新的投入，能够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潜能，点燃新一轮科技革命，造福人类。坚持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能够深刻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层次向往，促进经济发展成果向民生改善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转化，从而赋予经济社会发展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和伦理关照。
以“投资于人”引领“投资于物”，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主题，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要任务。首先，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高质量发展以人的发展为目标指向。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破解这一矛盾，必须以“投资于人”引领“投资于物”，将人的素质与能力的普遍提升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以人的发展为根本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和人才驱动，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没有人才的高素质，就没有发展的高质量，对物的投资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引领，精准服务于创新升级和民生改善。其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需以人的高质量发展为条件。“投资于人”不仅是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路径，更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重要路径。在具体路径上：一是加大教育、健康、技能培训等直接作用于人的领域的投入，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体系，使每一个劳动者都获得持续提升自身能力的机会。二是以人才引领驱动创新，聚焦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等战略人才力量，通过“投资于人”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三是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完善评价、激励机制，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有用武之地，使“投资于人”的效益最大化。
新时代中国的“投资于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更是破解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预案。唯有坚持以“投资于人”引领发展方向，将人的素质提升、能力拓展与福祉改善置于发展的核心位置，才能真正激发社会内生动力，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时，稳步迈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人类追求更公正、更人本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实践范例。
（作者分别系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主任，硕士生导师；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