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莲
（中共攀枝花市委党校）
内容提要：追求高速增长是世界上“赶超型”国家的普遍特征。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和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强调高速度增长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和显著特征，是新时代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新时代的硬道理。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历史性转变，既是中国经济应对外部挑战的被迫选择，更是中国经济基于改革开放40年的内生逻辑和主动的经济战略选择。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 高速度增长 高质量发展 内生逻辑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是20世纪和21世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最重大事件，它深刻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世界。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历史性转变正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大趋势下的内生逻辑。
一、追求高速增长是世界上赶超型国家的普遍特征
在发展经济学看来，追求高速度增长在经济起飞和快速摆脱贫困阶段既是很难避免又是非常必要的。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进而迈向高收入的国家，大都经历从追求高速度增长到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性、整体性转变，这一转变具有普遍性, 也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一般而言，一国或地区在工业化早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土地、人口等初级生产要素持续、大量的投入来维持，但若要保持较长时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还是需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的提升，否则极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正是在经历一个时期的高速增长阶段后实时地实现了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国际上看，二战后包括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在内的一批成功追赶型经济体，都是在经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回落，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显然，这一现象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随着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接近完成，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趋于稳定或下降，另一方面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又明显上升等，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出现，使得高速度增长难以为继。近年来，我国逐步调低经济增长指标，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正是基于国情的变化并主动顺应客观经济发展规律需要的主动作为。
二、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和之后一个时期强调高速度增长既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
在40年前改革开放伊始和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是短缺经济的困扰，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数量缺口。为了能迅速摆脱贫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投入大量资本、人力、资源、能源等等，保证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度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从两位数以上到“八九不离十”，从“七上八下”到六点五以上，即使在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虽然经济增速呈下降趋势，但始终保持世界经济增速领先地位，甚至在世界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依然实现了“保八”的目标。持续 30多年的高速稳定增长，使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高速度增长的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环境红利及投资红利等等，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性红利、市场红利。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和经济高速度带来的量的扩张，中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大转折和大发展，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取得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让13亿人进入小康社会，令数亿人脱离贫困，民众基本生活得到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改善。同时，我国制造业逐渐壮大、民族品牌逐渐崛起、质量水准逐渐提升，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及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之，经历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社会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总体上即将全面小康，正在向更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40年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以美元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现行联合国标准下的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毫无疑问，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标志。
显然，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是和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分不开的。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30多年接近于10%的年均增长速度，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三罕见的。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和之后的一个时期强调高速速度增长是具有合理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通过高速度增长快速实现量的积累，这对于一个在经济起飞、快速摆脱贫困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是很难避免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的一些根本的需要必须通过经济增长来满足，许多根本问题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
三、中国经济持续近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的特殊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30多年接近于10%的年均增速，这无疑是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是在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产生的，既有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自由贸易红利，更有国内改革开放的环境，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社会生产力效应，也包括相对充足廉价的简单劳动力供应和其他低廉的要素成本、环境成本等等。
首先，从国内环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接近于10%的年均增长速度的特殊背景主要包括：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后发优势，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低的优势、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优势、资源环境承载力强的优势，以及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外技术水平差距比较大、资金及技术引进潜力大的优势等等。这些中国特有的优势与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活力结合，释放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实现了1979到2012年长达34年平均9.98％的超常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
其次，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和潮流。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启动并实施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与此同时，伴随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升级，产业转移的浪潮兴起，两者的不期而遇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在出口导向战略的国际贸易中，中国出口产品以低端产品为主，以贴牌加工为主要形式，以低人力成本、低要素价格为主要竞争优势，中国产品实现真正的全球化，中国也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是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时过境迁，从中国如今面临的实际环境看，尽管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前国际经济关系最重要的趋势之一，但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受到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影响，主要发达经济体大力推进“再工业化”，采取减税等政策促进高端制造业回流，更多新兴经济体也加快了工业化步伐，如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利用劳动力低成本、环境低成本等等优势吸纳制造业投资，加剧了低端制造业和世界市场竞争，再加上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也刺激了我国主要出口国家的经济消费能力减弱，致使世界经济总需求显著衰减，供求不均衡的产销矛盾日益尖锐，我国出口和引进外资都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中国经济面临市场化和国际化推动的资本拥有者和管理及技术人才在高收入方面的探顶竞争，另一方面，国内普通劳工的工资福利水平和环境成本又明显上升。显然，我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已经大为削弱，在这样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中国唯有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创新发展动力，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才能摆脱在价值链中低端徘徊的窘境，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包括产业竞争、产品竞争、质量竞争中胜出。因而，高质量发展是新的国际环境下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再从国内环境的变化看。历经改革开放近40年的快速追赶，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同时人口结构、供需结构、投资率、储蓄率、出口贸易、生态环境等支撑高速增长的因素发生深刻变化，有些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我国传统要素优势有的已经大大减弱，过去长期以来忽略环境代价，依托国内简单劳动力生产廉价商品，以此打开国际市场的发展策略，到现在已接近尽头，难以继续支撑高速度发展。如果不能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创新发展动力，我国的竞争力就会进一步弱化，发展进程就会受阻。而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再造发展新动力的关键，就是要通过创新发展，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走高质量发展道路，除此别无他途。
四、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度增长阶段相比，高质量发展具有新的特征和要求。高质量发展是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具体而言，创新要成其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要成其为发展的内生需要，绿色要成其为发展的普遍形态，开放要成其为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要成其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总之，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一个必然要求。正如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转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变化在现实中有很多表现，例如：
从经济发展质量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40年，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中国经济主要领域数量缺口已经基本填满，中国经济在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还存在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等等问题。尤其是从供需结构矛盾看，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住”和“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转换，在经历了“井喷式”扩张的部分传统低端制造业，在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下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随着人口红利逐渐减弱，我国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消失,生态环境约束进一步强化,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弊端充分显现,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依靠要素高强度投入、产能大规模扩张和消费排浪式递进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难以为继。
从需求变化的角度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品供给的日益丰富，人们对生活质量需求进一步提升，人们对生命质量需求也进一步提升，人们需要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更优质的商业服务，需要更高效更温馨的公共服务，民众对发展质量的更高要求。广大群众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告别了短缺经济之后，需要的不是低水平的满足，而是既有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还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不断提升和完善的需求。但由于高品质产品供给能力不足，我国中高端购买力通过“海淘”、境外消费等形式持续外流。
从供需矛盾凸显看。传统行业严重产能过剩和中高端供给不足的矛盾并存，低端产能过剩和无效供给的大量存在，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的部分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技术装备和产品、重要原材料、关键零部件、高端装备、优质农产品则长期依赖进口，特别是一些重大设备生产的母机、高端医疗仪器、高级精密仪器以及核心元器件等主要依靠进口，这不仅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瓶颈，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我国制造业的安全。
显然，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已经从强调数量快速扩张，转为强调质量和品牌信誉提高，从强调“有没有”转为强调“好不好”，从求温饱到求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从先富带后富到共建共享。人民期盼更高质量的供给，满足更高质量的需求。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必然转化为效率的提升、发展质量的提升。因而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其实质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五、结语
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既是中国因应外部挑战的需要，也是中国主动的经济战略选择，更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内生趋势与内在逻辑。作为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这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进入新时代，发展是仍是第一要务，但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参考文献：
[1]王一鸣：高质量发展十策，2018-04-02 14:05，北京日报。
[2]史正富：《超常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第34-56页。
[3]王湘穗：《中国奇迹的奥秘》，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38-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