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张宗益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林 江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持人
本报评论员 王付永
不久前，首届中国西部(四川)进口展暨国际投资大会在成都召开，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在此之前，美国经济智库米尔肯研究所(MilkenIn-stitute)首次发表“中国最佳表现城市”报告。报告显示，成都经济表现超越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位居全国大型城市第一。排名或许只是一个方面，但作为西部城市的成都不断吸引来自全球的目光，却是不争的事实。一次排名的背后透露出什么信号，这又会为成都乃至四川未来的发展带来哪些启示，本期专论对此予以关注。
最能体现一个城市活力的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在中国经济表现最好城市排名中，成都超越北上广居第一?在就业增长率、工资增长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外资投入增长率等评价指标之中，哪一个指标最能体现增长活力?
张宗益：经济表现最佳城市的桂冠赋予成都，对此应该高兴，这是对前一阶段成都经济发展表现的一个肯定。但同时，也不应因此而自满，原因有两点。第一，从这次排名采用的指标来看，多是一些增长指标，而不是存量指标，指标的选择是有利于成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基数比较大，所以在特殊的发展阶段上，这些城市没有成都跑得快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二，我认为这个排名也是一个回归的过程，历史上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成都在历史上的地位本来就是很高的。让人感到鼓舞的是，如果这个速度能够长时间保持，未来成都的地位肯定会进一步得到加强。所以，我认为最能体现一个城市活力的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林江：从珠三角的发展经验以及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用工荒”的案例来看，一个地区是否充满发展活力，工资水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可以说，工资水平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工资的上升是经济繁荣发展的先兆，工资的停滞不前也是经济开始失去活力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在很多关键领域和行业，成都的工资水平和其所在地的物价，特别是房价相比较，还是对人才有着不小的吸引力。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当地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可能是一个有意识的工资战略的推动。长期以来，数量众多而又廉价的劳动力一直被当作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但是，低工资制度带来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事实上，低工资制度已成为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效率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即工资水平越高，劳动者被开除或跳槽的成本就越高，因此就越会努力工作，生产效率也就越高。相反，如果工资水平越低，劳动者就会工作不努力或频繁跳槽，从而对企业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只有做一个创新型城市，城市才有活力
主持人：首届中国西部(四川)进口展暨国际投资大会在成都召开，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到目前为止，成都落户世界500强企业已经超过236户，500强企业和投资者最看重的是什么?
张宗益：成都以及成都所辐射的庞大的市场是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不会忽视的。从消费的角度论，成都是包括9000万人口的四川人的成都，云南、贵州的很多消费者也把成都作为消费目的地，甚至不少西藏的消费者很多高端消费也是在成都完成的。所以，成都要继续有着最佳表现，就要想办法继续增强对这些消费者的品牌吸引力、文化感召力。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内需乏力的背景下，这一消费因素就变得更加重要。
另外，成都要继续有更好的表现，就必须让创新成为城市的“基因”，让城市的生长更多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这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理念被置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可见创新在当下的重要意义。和东部城市相比，成都要实现弯道超车，就必须在创新上能够有所作为。一个人要发展进步得靠创新，城市也是这样，只有做一个创新型的城市，城市才有活力。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延伸，科技创新正是通过产业创新才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竞争力。每个产业的具体形态都会由于科技更新，必然经历一个从兴旺到衰退的生命周期。城市是人的栖居地，也是不同产业的承载主体，只有通过创新让产业常新，才能保证一个城市永远充满活力。
林江：成都辐射和涵盖一个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很多投资者选择去成都还有一个区域发展再平衡的问题，东部沿海城市市场在逐渐趋于饱和，而广袤的西部却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而成都在西部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中心位置，所以选择成都，就选择了一个发展的制高点;另外，现代交通条件的改善也让西部一些城市在地理位置上的劣势不再像过去那样明显，特别是作为省会城市的成都更是这样。
成都要发挥好“关键发动机”的作用
主持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包括协调发展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我省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和协调发展理念在精神上与中央要求是一致的。我省五大经济区布局在未来也必然为成都的经济腾飞敞开想象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成都该扮演什么角色?
张宗益：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非常适合四川目前的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通过区域的、跨区域的协调发展，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成都如何进一步壮大经济总量，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发展，也必须要放在四川全省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中去布局和考量。四川要实现均衡、协调发展，靠一点一极的单边突进是不行的，一定要实现多点齐飞的面上的整体发展;同时区域发展也不能群龙无首，要有“点”和“极”的拉动和牵引，成都就应该扮演好这样的角色，发挥“关键发动机”的作用。成都和四川一些市州县在经济发展层面是存在“梯度”的，这种“位差”的存在为成都在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过程中提供了产业转移的可能。一些靠要素推动的产业在成都发展成本会比较高，而对一些市州县来说，发展这样的产业当地是有着资源上的优势的。因此，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要突破一市一地的局限，把产业布局放在四川整个经济大局上来谋划，主动谋划，主动作为。从目前来看，成都和一些市州县之间的发展“梯度”更多地表现在经济总量的大小差别。在下一步的发展中，这种“梯度”更要有意识地设计为一种不同地区产业布局在时空和发展阶段上的互补和共生、共荣，这既为成都发展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腹地，同时，成都的发展也会牵引推动各市州县的发展。如此，点和极之间才能形成一个既充满张力，又凝聚合力的有机整体。
林江：现在包括珠三角等很多地区都在讲一体化，一体化的本质就在于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广阔的、更有效的市场和发展腹地。一体化有三个层面：第一个一体化是地理层面的一体化。什么是地理一体化呢?比如广佛同城，这是地理上的，很接近的两个地方，我们实现一体化。第二个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比如说像惠州、深圳、东莞这三个地方实现经济的一体化，这是指在经济意义上。第三个一体化就是跟港澳地区、环珠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这是区域一体化。所以，珠三角一体化分别是地理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区域一体化三个层面。四川经济发展多点多极的布局也要根据不同城市之间的区位实际，阶段性地体现不同侧面和重点的经济一体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