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持续增强治理能力
罗来军 楼佳伟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于2019年10月31日落下帷幕，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当下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时期，我们党正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决定》肯定了过去来之不易的成就，也指明了未来奋斗的方向，激励着全党与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征途中迈出坚定而踏实的步伐，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决定》充分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并从十三个方面论证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更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围绕着总体目标，《决定》指出我们仍然需要在诸多方面有所改进与完善。
坚持制度自信，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有力支撑。优越的制度将有助于发挥国家发展的潜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伟大实践的验证，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无不雄辩地证明，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是具有独特优势与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我国施行并一贯坚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政治制度历久弥新，充分发挥了党的领导的优势，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实现了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发展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因此，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就像流淌在国家各个领域的新鲜血液，是我国发展的原动力所在，是我国实现各种成就的基础和前提。
我国用七十年的时间建立并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提供了根本保障。从商品的极端匮乏到生产体系的极大丰富，从人民难以实现温饱到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到长期稳定快速增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不清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奇迹都深深植根于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制度。
一个国家的制度势必带有本民族文化的烙印。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崇德向善、明德惟馨、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等等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塑造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精神风貌，而且也为其他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思路和导向。
1949年到如今，我们国家筚路蓝缕，苦难辉煌。无论何时，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我们首先必须要树立制度自信。只有树立坚定的制度自信，我们才能在纷繁的环境与复杂的变化中保持定力，减少迷惘，冷静分析问题，从而努力开辟道路，探求真知。
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制度优势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同时国家治理的实践也能够更好地完善既有制度，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然而，这种循环的动能不会是自发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针对这一问题从坚持指导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等多个角度做出了分析。就此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要求。
第一，坚持道路、制度与指导思想毫不动摇。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也是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前提。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严峻，越要发挥制度的优势和指导思想“定海神针”般的作用；越是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越要坚定脚踏实地在中国特色社会道路上行进。
第二，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积累经验、完善制度。制度优越并非意味着制度是毫无缺陷的。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在实践中更可能发现原先制度中新的问题，这是很正常的。要使得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理顺当前的结构性问题，克服机制性的梗阻问题，为制度框架内的各种要素充分联动和运转创造更好的治理条件；站在全局角度进行统筹谋划的同时，也要重视从基层工作中入手，尝试解决方案的创新，从而形成在自上而下的方针指引与自下而上的问题反馈之间进行双向互动的良好机制；在推进改革工作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防范特殊风险，如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近年来遇到的问题中汲取经验，通过积极探索完善体制机制防范民族主义情绪和行为；又如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同时也遇到了国内人口红利的减退、国外贸易摩擦等现实问题，这都要求我们要极力避免刻舟求剑，必须时刻防范隐藏的风险问题。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至2018年末，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7.7亿人降至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97.5%降至1.7%。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71元，占全国平均水平的7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明确了至2020年按现行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意味着随着消除绝对贫困目标的逐步实现，我国脱贫任务的重心也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绝对贫困针对的是涉及温饱层面的基本生存问题，而相对贫困针对的是发展与共享的问题。在消除绝对贫困后，相对贫困仍会长期存在，因此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解决贫困的基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才能不断“做大蛋糕”，这能够使全社会大多数人从中受益。这对于解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应当认识到相较消除绝对贫困，解决相对贫困将在提高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多手段创造致富路径等多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单纯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有效实现这些目标的。
在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必须着力增强经济的包容性。目前我国经济处在重要的转型期，面对国内GDP增幅空间逐渐收窄和国际上不断出现的严峻挑战，必须更加注重结构性问题。结构的改善才能切实有效地提高当前发展的天花板，探索发展新动能，拓展未来发展空间。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首先可以通过激励低收入群体职业技能培训、专项激励计划、收入检测试点等方式辅助提高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本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其次则要注重从再分配调节出发，通过完善税收体制改革构建促进公平分配的税制体系；通过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健康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平衡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保障待遇差距；通过对特定群体进行精准的转移支付，争取将每一笔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发挥最大的作用。此外，相关配套政策也应及时跟进完善，改进收入监管和税收监管制度，建立健全权力监督机制，严厉防范和打击权力腐败等行为。
第二，缩小城乡差距。首先地方政府可通过大力支持农业技术发展和提高科技成果转换率，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技术培训，促进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切实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其次，应通过激励农村因地制宜，发掘自身比较优势，建设富有地方特色的企业，发展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产业，这有利于农村地区从自身出发找到独特的发展潜力，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激发乡镇企业的活力，实现产业的多元化，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再者，过去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之间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之间要素的合理流动是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然选择。此外，推广PPP等金融模式融合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不仅有利于直接改善乡村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有利于解决乡镇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且能够有效缓解政府对农村建设的财政支出压力。
第三，重视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强化人力资本。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转变，我国过去以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为优势的人口红利正在不断减弱。同时，伴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逐渐涌现，未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可能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进一步减少。低收入群体可能会面临更为突出的就业问题，这将拉大位于高低收入两端群体之间的差距，不利于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对此我们应当从根源入手寻找良策。由于我国的庞大人口与区域间发展较不平衡等多方面原因，我国的教育资源分布是有待平衡的，这不仅反映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也反映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农村以及中西部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的投入，使庞大的人力资源逐步向优质的人力资本转变，发挥地方政府的推广与激励作用，吸引年轻劳动力与高等技术人才积极参加乡村与中西部建设，带动当地就业与收入水平的提高。《决定》中也指出“要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这说明了教育是带动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广度和深度都将深深影响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决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这些领域不应被割裂开，而应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考察、协调谋划。社会治理涉及政府、企业、社区、个人等多种主体的参与，并非政府单方面的工作，而要积极动员全社会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近年来，全国各地也涌现出了许多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优秀案例。以成都为例，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通过“五线工作法”推动参与式治理，形成“华阳经验”，荣获“2018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优秀案例”。“华阳经验”通过采取社区党委、院落楼栋党支部、特色党小组、党员联动的方式凝聚“党员线”；通过设置社区教育、小区自治等专项委员会为居民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社区服务健全“自治线”；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发展自组织壮大“社团线”；通过设立志愿者指导中心、志愿者服务站和志愿者服务队发动“志愿线”；通过搭建居民服务平台等方式延伸“服务线”。这种由基层自发创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切实动员了广大居民的参与，也为其他地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积累了经验，做出了表率。“华阳经验”只是众多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案例中的一个，发挥基层党支部的凝聚力，集中群众智慧，相信必将有越来越多富有创新性和地方特色的治理方案涌现，在实践中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决定》还在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等多个方面给出了指引。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决定》中字字珠玑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必将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重要的方向与意见。如今国内外环境深刻复杂且瞬息万变，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的伟大使命与责任要求着我们在变化中不忘初心，增强定力，在挑战中迎难而上，赢得出路。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 罗来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楼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