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三农”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江红英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改变我国农村经济社会面貌，为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实现农村社会的小康，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做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贡献，具体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强化了当代对“三农”问题的基本认识
邓小平认为：“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 ，农业基础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农业、农民、农村是中国能否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他的认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当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三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把农业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上。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实现农业现代化一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战略重点之一。党和政府一直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坚持把加强农业放在首位” ，必须把农业放在基础战略地位上，必须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强调依靠政策，找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动力
邓小平始终将解决“三农”问题首要办法归为政策——“一靠政策”，这其实是找到了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动力。邓小平提出：“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 在邓小平的直接支持下，农村政策很快得到了调整。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五年以五个一号文件，强力调整农村政策，推动了农村的改革，形成了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普遍增收、农村充满活力的大好局面。进入新世纪后，党和政府不断依靠调整农村政策这一发展农业的根本动力，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2004年至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连续十一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出台新的政策，既体现出解决好“三农”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重要地位，也体现出邓小平“依靠政策”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在当代持续得到实践，显示出政策的调整与变革是当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动力。
三、强调集约化道路，指出了新时期农业生产经营的方向
邓小平在支持家庭联产承包的同时，也在思考农村集体经济的未来。1980年5月，他指出：“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 1990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预言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实际，吻合了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普遍要求。三十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没有改变，但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则不断创新，有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参与着农业产业化经营，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可以说，农业的集体化集约化的水平，如邓小平所预见的那样正在不断提高，农村的合作经济已完全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低生产力水平下的合作经济，而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较高水平之后，“条件成熟”之后的产物。用邓小平的话说：“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四、强调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推进了新时期城乡统筹发展
没有农业，就没有工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前即有的一贯观点。
邓小平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的思想为新时期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思想找到了切入点。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大批农村小城镇兴起，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性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愈加凸显出来。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实施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举措，部署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都是建立在邓小平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思想基础上的实践。
五、强调依靠科学，加速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农业现代化必须体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离不开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邓小平认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
遵循邓小平依靠科学发展农业的思想，党和政府做出了相应的决策部署。1981年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就提出变农业为知识密集的产业部门，广泛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走投资省、耗能低、效益高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此后，每一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发展农业科技作出部署。三十多年来，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愈深愈广。通过农业科技，使耕地质量不断得到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农机产品适用性和耐用性不断提高。
六、强调尊重农民的首创与劳动，调动和激发了农业生产主体的积极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邓小平曾多次谈到农村改革与群众创造之间的关系。他说：“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同时，他还把维护农民利益作为尊重农民劳动的当然内容。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出台的每一项农村政策，都建立在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维护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并因此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和顺利实施推广。从家庭承包的“分”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统”，从解决贫困人口生产生活困难到免除农业税、改善农村民生，这些惠农政策都建立在邓小平所倡导的尊重群众首创、尊重农民劳动的基础上，既回应了农民的切身诉求，顺应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缩小了城乡差别，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总之，溯源全面深化的农村改革之路，正是由邓小平“三农”思想所开启的。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对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无疑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江红英，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为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现任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20余年，参与了许多全国性和全省性的课题研究，公开发表50余篇论文，多篇论文被《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权威核心期刊刊用，或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参与《中国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一至三卷、《中国共产党四川九十年简史》等十余部专著撰写，多次获得省政府、中央党史研究室和教育部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