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思想的辩证特点
杨先农
邓小平是运用辩证法的大师，他的改革思想，在指导中国复杂多样又广阔深刻的改革伟大实践中，把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辩证法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正确分析和科学解决改革过程中的若干矛盾问题，呈现出鲜明的、富有中国气派的辩证思维特点。
第一，邓小平改革思想具有系统性。邓小平始终认为改革是一个包含各种关联环节的系统工程，系统的构成要素有机组合、彼此联动，他注意改革的系统谋划、整体布局和协同推进，认为改革的对象不是抽象的局部性问题，而是多种规定性综合而成的复杂有机整体。
邓小平辩证地审视整个社会的系统性改革，他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所谓“讲全”，实质上就是要系统看待促进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的条件，只有认识到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才能抓住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所强调的制度、体系、能力都是系统，因此，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自然就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样的目标设定和方法论要求所彰显的，就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系统性特点。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只有坚持改革辩证法的系统性思维特点，才能“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第二，邓小平改革思想具有创新性。马克思强调：“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揭示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破旧立新、新陈代谢不断向前发展的，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就是这一规律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同时指出不能墨守成规，要敢于讲前人没有讲过的新话，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新工作，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新事业，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敢于冒前人没有冒过的新风险，“敢于杀出一条血路”，在局部范围试行、评价改革的结果，为发现新事物、开拓新路径、建立新制度提供突破口。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的重要讲话中，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深刻而形象地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一论述诠释了改革开放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一论述蕴含的思想无疑是与邓小平改革思想辩证法的创新性特点一脉相承的。
第三，邓小平改革思想具有平衡性。改革是一场革命，必然会面临相互交织、差异性对称的各种矛盾；但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搞改革，整个过程要求相对平稳，在指导改革实践的过程中，邓小平抓住改革所包涵的各个环节和层面的对立统一问题，着力去寻找矛盾对立统一的平衡性，在平衡与不平衡相交错的波浪式进程中，促进矛盾的良性转化，通过矛盾的化解进而推动改革的发展。面对具体矛盾，邓小平认为在处理改革矛盾的平衡性问题时，通过求同存异，正确处理积极与稳妥、全面与重点、先富与共富、目标与手段等之间的平衡关系，才能避免全社会的激烈冲撞，使中国始终坚持走渐进式改革之路。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上，习近平同样运用了辩证的平衡方法，反复强调必须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若干重要矛盾关系的平衡问题，比如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准确把握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结合点等。这些重要论述展现了鲜明的辩证特点，是邓小平改革思想关于平衡处理矛盾问题的方法论，在当代的具体体现和丰富发展。
第四，邓小平改革思想具有务实性。改革是一个新情况和新事物不断涌现的过程，要准确把握新情况、新事物的本质，是一项艰巨的理论工作，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在改革面临各种具体的现实难题时，邓小平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在改革实践中努力做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离开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改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务实性特点，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特别重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光有立场和态度还不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举措。”
第五，邓小平改革思想具有战略性。邓小平把注意力摆在照顾改革的战略全局上面，对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抓住改革发展的枢纽，提出了推进改革的一系列方略，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改革思想不是凌空蹈虚的概念，而是立足改革实践，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超越传统狭隘认识的具体的、生动的战略智慧。习近平反复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要把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要胸有全局，善于从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的角度和高度思考问题、统筹谋划，从战略层面高屋建瓴地把准改革的方向，从而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战略方向前进。
第六，邓小平改革思想具有群众性。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辩证法伟大之处曾总结：“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改革，就是对人的“对象”世界的解放，贯彻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主体只能是广大群众，他指出：“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齐心协力推进改革。”这一论述立足新的时代特征和任务，从改革主体、载体、动力、机制等层面体现和拓展了邓小平改革辩证法的群众性特点。
毛泽东说过：“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研究邓小平改革思想的辩证特点，有助于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科学运用正确的方法论，及时发现问题，有效找出对策，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威力，不断解决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之路奋勇向前。
杨先农，男，中共党员，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担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所所长、《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主编、是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主编和参与专著15部，发表论文100余篇，担任了《毛泽东思想史》（四卷本）副主编、《邓小平与当代中国道路》副主编，《邓小平理论史》（四卷本）副主编。有一项研究成果获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二等奖、有三项成果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有两项成果获二等奖、 有三项成果获三等奖。有两项成果获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