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定位的确立
袁险峰
一个国家能不能准确定位自已的历史发展阶段，关系到这个国家能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准确定位自已的历史发展阶段，关系到这个国家能不能实事求是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发挥自身的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加快自己的发展。面对我国复杂多变的局势，邓小平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确立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一、邓小平对我国历史定位的过程。
1975年2月邓小平会见冈比亚客人时说：“如果从人口多、地方大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算一个大国。但是，按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我们还是一个小国”。 4月他对美国参众两院领袖说：“我国人口多，有八亿人，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 他这时已经开始研判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始思考正确的发展路线，开始着手整顿。
1987年8月邓小平对意大利客人说：“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十三大报告对邓小平指出的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形成这种国情的原因进行了再次的阐述。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报告提出了我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成为了我国现阶段要长期坚持的发展方向。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在谈话中仍然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二、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定位的意义。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的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体现。邓小平吸取历史教训，认识到我国的实际情况，纠正了过去的错误作法，使我们从思想认识上回到了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这个历史定位具体体现了中国现阶段的现实情况，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的典范。邓小平一贯反对照搬别国的经验、别国的模式，1985年9月他对加纳客人深有体会地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在前进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恐怕这一条经验比较普遍适用。”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定打下了踏实的基础，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打下了踏实的基础。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础，就能准确地制定这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就能准确地找到实现这目标的路径，就能准确地制定实现这个目标的步骤，就能较好地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就能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并由此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我国当前改革事业的立足点。
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目的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前，虽然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但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依然是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党的十八大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这一科学论述，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同时也明确指出，只有立足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循序渐进地推进和深化改革，才能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在理论上科学规划了当前改革的创新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能在理论上创新，必须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必须准确把握本国的客观实际，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实际结合，必须有智慧在结合中找到契合点、找到突破点，产生新的思想火花。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实际结合，产生新的思想火花，是大智慧的理论创新和突破。以这个创新为基础，他的创新一个接一个，形成了指导我国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进而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如他1992年视察南方时所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发展方向。可以说，这一步步、各阶段，都坚持了这个历史定位，在这个立足点上，攻坚克难，环环相扣，寻求得突破创新。
袁险峰，男，汉族，1960年10月生，河南南阳人， 大学学历，1976年12月参军服役，197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12月转业到四川省民政厅，2003年8年到广安市工作，历任副市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任市委副书记、邓小平研究中心主任，西华大学管理学院兼职副教授。曾担任《金广安》、《广安文艺》等刊物主编，在各级理论刊物上发表理论文章20余篇，《论民政部与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职能的区分与地位》获社科类优秀论文奖，主持编写了《光辉的篇章》、《广安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等书籍和调研报告，复排了新编现代川剧《杨汉秀》。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研究，撰写了《邓小平同志文风浅析——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例》等研究文章，组织邓小平研究中心与中共文献研究会等单位成功举办三届邓小平理论研讨会，编写《邓小平与当代中国》论文集3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