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主要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正值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同时又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标志，极具承前启后的历史性意义。全会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新目标更是为我国未来发展作出了崭新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这将是我们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重要指引，也意味着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新时期已经朝着我们稳步走来。
作为西部发展的重要引擎，成都也将迎来全面推动成渝经济圈发展的窗口期、发展动能切换的深化期、深化改革加速开放的攻坚期。因此理解好全会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的六大新目标意义非凡。
首先我们需要站在一定历史高度进行展望，六大新目标虽然落脚于未来五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更是开启未来十五年发展的号角，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抓手，“十四五”目标制定的科学性和最终执行的成色将深刻影响我国未来数十年的现代化历程，因此我们需要将“十四五”目标与2035年远景目标乃至本世纪中叶目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其次，全会从六个层面提出了全景式的发展规划，尤其突出了当前我国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结构性问题，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着力解决问题的坚定决心；此外，六大新目标的关键在于“新”：一方面我国即将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另一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已取得辉煌的成绩，我们将在现有基础上提出新的要求、探索新的举措以解决新的重大问题。
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也上升至世界第二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同时伴随着国内亟需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和国际日益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经济的重要性仍体现在未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十四五”时期对于经济发展的新目标着重突出了质量和创新等内容。
首先，未来经济发展将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从改革开放后的“八五计划”建议到“十三五”规划建议，绝大多数建议都明确了GDP增速的量化目标，而这次“十四五”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均未提及量化目标，但指出了要“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日益壮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而多年的发展也逐渐暴露出了庞大体量中的不少结构性问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有待完善、教育医疗资源不均、服务贸易相对滞后等问题都提醒我们结构优化才能切实有效地培育发展新动力、突破当前发展的天花板、拓展未来发展空间。
其次，显著提升创新能力是塑造发展新动能的关键。我国过去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关键产业核心技术等方面成果较少，战略新兴产业和重点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有待提升，同时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也使得我国通过自主创新来提升整体经济竞争力成为了当务之急。唯有创新可以通过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创造新需求，也唯有创新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全会强调了“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在国内外复杂背景综合作用下的必由之路。这对于城市发展也同样适用，成都作为国家首批创新城市和西南科技中心，应当乘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利用好已有数字化智能化优势，大力吸引并布局国家科技研发等重大项目，从环境营造、园区建设、企业培育、人才激励等多方面深度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诚然，创新并非一朝一夕的工程，它需要良好的前提条件和较长的培育周期，2020年初以来，成都市也在新基建等领域加大投入，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以促进大数据、云计算、5G等新技术之间的有效联动，这必将为企业从信息、物流、生产等多方面提供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帮助企业抓住数字化和智能化经济兴起的契机，进而为成都市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科技发展与自主创新提供最富营养的土壤。
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
近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环境进一步改善、金融体制改革开始提速、对外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正是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客观上仍然存在着产权制度不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不健全、要素市场化滞后等不足，因此实现基础性制度的改革是实现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难题。
在深化改革方面，上世纪80年代末起我们尝试从增量改革走向全面改革，并不断地在多个领域进行市场经济的探索与革新，而未来我国将更多致力于破除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在内的各类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序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范围，从而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在此过程中，成都也将不断提升对国内外要素资源的配置能力，人才引进、金融创新、现代政府治理、营商环境改善都将为成都带来持续动能。
在扩大开放方面，过去提的“开放”更大程度上是保障商品等自由流动为主，而未来新一轮的“开放”将聚焦于规则、标准为导向的制度型开放。这对于成都加快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打造西部内陆开放高地也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五年成都将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城市，进一步整合国内外资源以提升开放广度深度，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以精准拓展开放格局。
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
全会提出到2035年要建成文化强国，这也是党中央首次明确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点。新目标中突出强调了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性，而为了实现该目标，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文化产业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文化产业体系的繁荣是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的主要抓手。在发展文化产业时，首先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没有文化自信，文化产业就不可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文化养分，也就不可能培育出属于自己民族和国家独特的文化基因。其次需要盘活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并不断实现创新。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凝聚着先辈的智慧，我们要让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活起来”，促进其成为文化产业的血液，同时也要赋予其新时代下的新内涵和新价值。此外还要推进文化发展成果共享。文化产业体系的目的是传承与传播，文化创作过程和文化发展成果都不能脱离群众。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是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多元化，但仍存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较低、城乡区域文化发展差距明显、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公平等问题。因此需要各级政府推动文化资源和服务重心充分下沉，重视并提高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切实改善则是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的“试金石”。无论是文化产业体系还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终都是落脚在人民的，因此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最终取决于每个中国人能否更加自信、更有尊严、更为体面、更有教养、更有追求，这也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真正表现。
成都作为著名的休闲之都，文化休闲产业已成其亮丽的名片。而文化休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成都丰富的历史、饮食、市井和戏曲等文化。立足于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创意和新科技手段，将进一步推动成都文化产业新开发，也将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新需求。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我国污染治理能力不断增强，绿色发展成效愈发明显，生态环境质量也持续得到改善。五中全会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过去取得的成绩，也对“十四五”时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会重点提及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能源资源配置及效率、污染物排放及生态安全等方面。
国土空间是国民生存和所有经济活动的场所与载体，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国土空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全会提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是极具全局视野和长远考虑的。“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健全国土空间规划法规编制和技术标准体系，全面实施国土空间检测预警和绩效考核机制。
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切实控制污染物排放是保障生态安全的必要手段，而保障生态安全则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坚实基石，它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领土安全、人民生命安全，因此自然生态安全问题绝不容忽视。
纵观成都经济发展历程，以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发展体系正在不断建立完善，未来仍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彻底摒弃先污染后治理、重生产力轻环境承载力、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等传统发展观念。生态安全需要个人和企业落实自身责任，也需要政府部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鼓励引导绿色清洁技术的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进而实现成都经济的绿色可持续转型。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我国通过“十三五”时期的持续奋斗，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民生领域已取得了重大成果，例如高等教育普及化、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实现脱贫等。全会将“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这体现了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不断落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孜孜探求的脚步从未停歇。全会对就业、收入、分配、教育、脱贫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阐述。
近年来，成都民生工作提质提速，亮点不断呈现、短板加快补齐、品质大幅提升、基础持续夯实，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连续12年荣登“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成都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城市治理为核心，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组织形式，不断完善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元参与、充满活力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方式，推动形成利益共同体、建设共同体、治理共同体。但成都在不少领域仍有更大的提升空间，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城乡发展的有机协调、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等，都需要成都用十足的远见与勇气去面对。
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作用。我们尤其需要将自身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更高质量的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效能提升必须坚持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越是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越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思想信念；越是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既定目标，越要坚定地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
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离不开实践和创新。政策要来自于实际问题，方案要来自于广大群众。我们要在实践中克服机制性梗阻，创新解决方案，为各类要素充分流动创造更好的条件。例如近年来成都金牛区探索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方案，桐梓林社区开拓社区国际化发展的新模式，都切实体现了从求快到求质的治理理念转变，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发展。
国家治理效能提升也要充分运用新技术。全会提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等数字化智能化新手段。近年来新技术在成都市优化政务服务、改善营商环境乃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都具有突出表现。未来新技术的运用将不仅是对传统治理手段的改进与超越，也将成为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推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任重而道远，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仍将不断增多，我国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挑战、大机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坚持自身发展道路，需要我们紧紧围绕“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凝心聚力，也需要我们怀揣信心与勇气朝着更远大的理想砥砺前行。行远自迩，久久为功，向着新目标踏实迈进，我们终将迎来新的成果和新的辉煌。
（作者：罗来军 ?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楼佳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