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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寻访“两弹一星”精神

2021-06-28 16:00:48
来源:
编辑:周濛

1964年10月16日15时,新疆罗布泊荒漠腾空而起的“蘑菇云”,用震天巨响庄严宣告: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这是在新中国“一穷二白”最艰难之际,我国科技工作者用汗水、热血、意志叩开的核武器伟业之门。

“做隐姓埋名的人,干惊天动地的事”,在此精神感召下,一批又一批的奋斗者接续发力,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思想丰碑,刻铸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时至今日,淬炼于艰难困厄之时的“两弹一星”精神,依然熠熠生辉,并与时俱进得到充实、更新,再创造。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值此之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推出《长卿山下的秘密——绵阳寻访“两弹一星”精神特别报道》,聆听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奋斗的故事,汲取新时代奋进的力量。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到十分欣慰。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而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人才,所以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决定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我也是其中一员。

1956年,我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入党。当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对留学生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深深知道这不仅是毛主席个人的期望,也是整个新中国的期望。

1961年,我从苏联基辅工学院(现乌克兰国立技术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毕业,获得工程师职称。

进入保密单位

毕业后,我带着强烈报效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回国,被分配到保密单位——第二机械工业部十三局六室(后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第二研究设计院)。我们六室是含有各种专业工种的综合室,承担各种核工程的设计任务。

设计核工程404厂时,我们驻在“春风不度”的茫茫戈壁,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据说这个核工厂的厂址是苏联专家在时,帮助选定的。他们乘坐吉普车在戈壁滩上跑来跑去,突然间苏联专家说肚子疼得回去,厂址选在这吧,就这样选定了厂址,听起来很有趣。

这个戈壁滩就是被称为“八百里戈壁”的地方,荒无人烟的大地上,布满粗砂、砾石。除了一些麻黄、沙拐枣、骆驼刺等耐旱植物外,很少有植物生长。经常狂风呼啸,卷起的小砂粒打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痛,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有一天夜里醒来去厕所,我只披了一件羊皮大衣(我们出差到戈壁滩时,单位借的羊皮大衣)。通过走廊时,寒风从玻璃破碎的窗户吹到我身上。就这样,便感染风寒得了关节炎。

我们设计院的工作人员,在施工和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就撤离了工地现场,而在那里工作的人员就得长期在那里居住,生活非常艰苦。

“原子城”留名

1964年初,我们设计院派了一个设计小组到青海高原金银滩草原上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我是其中一员。我们设计的核弹环境试验室填补了当时国内的空白。

该基地地处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镇,是个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牧区,冬季漫天飞雪十分寒冷。高原气压低,水烧不到100℃就沸腾了,蒸出的馒头不能熟透,粘牙;在平地上走路就像上楼梯后一样喘气,生活很艰苦。

在那里,无数工作人员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工作。包括我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曾在原苏联莫斯科原子能联合研究所工作的王淦昌院士等,他们抱着“以身许国”的赤诚,不怕寒冷和酷暑。

这些年长的科学家也和我们这些普通科技人员一起,在食堂排队买饭,吃粘牙的馒头。我们的共同心愿就是为我国的“蘑菇云”早日升起。

221厂在上个世纪已经全面退役,留下的旧址现在叫做“原子城”,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子城内立有铜碑,上面写着“谨此向金银滩原子城的铸就者致敬”,并刻有在这里工作过的所有人员的名字。

驻扎四川山沟

1965年6月,为完成902工程项目的设计任务,我们设计院迁到四川山沟,院部就驻扎在梓潼县城的周家大院,这里过去是地主的家。

设计人员分成几个小分队,分赴彼此相距很远的工程现场进行设计。为了保密,院部和各个工程现场都用编号代替地名,院部为1号,工程现场分别为2号、3号……

工作中如要到院部或其他工程所在地联系工作,初期还未修路时,我们都是乘带篷的大卡车,在悬崖峭壁的山路上行驶,道路十分难走,时有事故发生,坐在车里边真有些心神不安。

有时由于起程较晚,当天到不了另一个工程现场,中间还得住旅店。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我们是保密单位,不能参与地方的活动,于是有“造反派”扬言:“这是什么单位?怎么不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应当冲进去。”担心失密,院领导向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是:“要武装保卫,谁往里冲就向谁开枪。”警卫部队在院部周围划了两道警戒线,结果对方没敢冲,使机密资料得以安全保存。

无房无电生活

我所在的小分队开赴的第一个工程现场是2号,在深山沟里。

进入山区后已无公路,因而必须沿着蜿蜒崎岖的小路行进,床和画图板等物品都是我们手抬肩扛。当时正是盛夏,天气十分闷热,由于酷热和劳累难耐,后来我们不得不雇请老百姓帮助抬床和画图板等物品。

刚进驻时,工地现场只有破房框子和仓库,我们就暂住其中或住在帐篷里,到小河沟去刷牙、洗脸。最使人难以忍受的是,一年四季经常阴雨连绵。冬季由于湿度大,特别寒冷。我小时候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生活,那里冬季白天都达到零下20多摄氏度,我都不怕如此严寒,可是在四川山沟耳朵却生了冻疮。每天睡觉往被窝里钻时,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冰冷。我们就是在这种充满艰辛和浪漫的环境中,画设计图纸。

开始没有电,晚上点汽灯夜战;没有办公桌,图板就架在床头板上画。有了图纸后,施工队伍进驻并施工,这以后我们才住进“干打垒”房子。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交给研究和生产单位,我们设计人员就转移到另一个现场去做设计……

在此期间,我参加设计的10立方米核弹环境试验装置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感到骄傲与自豪

我们那时能够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工作,支撑我们的是一种崇高的理想——铸造中国核防御力量的“铁脊梁”。

在那时,夫妻多年分居两地是常态。我爱人曾经做过切除一个肾的大手术,几乎死在手术台上,但那次手术以及她两次生小孩,我都因工作忙,脱离不开,未能回到她的身边。

我能坚持这份事业,是基于对党和祖国的忠诚之心,是党给了信心和力量。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为能够用青春和热血去捍卫祖国的和平,为大漠戈壁上空升起怒放的“蘑菇云”,宣告中国任人欺凌时代的结束,作出自己的一点贡献,而感到骄傲与自豪。我们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与期望,同时也得到了家人的理解。

我一生经历了设计、生产、科研、管理、科技情报(信息)、编辑等工作岗位的变动,无论什么职级,我都能秉承报效祖国的责任感、使命感、承担感,做到干一行、爱一行,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