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看如何干？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盛毅
在主要依靠“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日渐式微之际，中央领导人根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实际，在多个重要场合连续提及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这一重大改革举措写入文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究竟有哪些内容，它与需求学派和供给学派理论有何不同，四川该如何做，我在初步学习后，有如下认识和建议。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其特定的内涵
首先，权威人士列出的公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很形象的解读，它应当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如果只将其理解为供给侧改革，甚至理解为供给侧管理，就只讲了其中的1-2个内容。
其次，供给侧是指管理者站在生产要素供给端看问题，与管理者站在市场需求端看问题是不同的角度，有人形容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因为它们都是经济管理者对同一经济体系进行的管理，没有优劣之分。深入分析其差别，至少有三点：一是供给管理关注生产要素需要投入多少，如何投入，而需求管理关注市场需求有多大，需要什么种类；二是供给侧管理更复杂，政策调整见效周期长，而需求管理相对更简单，政策调整见效周期短；三是从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重点考虑的是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从需求侧推动，重点考虑是的需求潜力挖掘和偏重数量的增长。
第三，我们当前关注重点不是供给侧，而是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供给管理必须紧紧围绕结构性问题进行，它既包括生产要素结构，也包括主要的经济结构，后者应当是重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矛盾，就是经济结构不适应发展需要，调结构成为最紧迫任务。
第四，解决结构性问题，面临的最大制约是体制机制，需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通过改革破除供给制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释放各领域增长潜力。虽然过去偏重需求侧的管理，也遇到许多体制机制制约，但由于供给侧问题更复杂，体制机制改革的难度更大。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理论和实践创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供给主义，与具有代表性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相比，至少有六个方面的不同：
首先在面临环境上，供给主义针对的是经济滞胀，储蓄率、投资率以及国际竞争力严重下降采取的供给政策。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未来五年还在6%以上，仍然属于中高速增长，并且就业情况良好，储蓄率继续保持高水平，贸易依然为顺差。
其次在政策意图上，供给主义将减税、降低成本、提高企业效率作为核心，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我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以化解产能过剩为契机，扩大有效供给，全面推进经济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是一种主动应对行为。
第三在着力点上，供给主义的核心是减税，本质上是降低供给要素成本，结构优化问题不是焦点。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也有降成本、提高效率方面的考量，但它更强调供给结构的优化，重点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围绕经济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
第四在运用手段上，供给主义大力推行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把全面减少政府干预作为重点。而我国则要求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针对理论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在实践中随时可能被中断的实际，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方面的作用。
第五在产权制度上，供给主义以财产私有企业为基础，虽然英国有部分国有企业，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而我国的国有经济占有较大比重，有的领域甚至高达80%以上，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存在，使改革更具特殊性。
第六在发展阶段上，实践供给主义的国家，经历了从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再到供给理论为指导的过程，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作为基础。而我国只经历过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两个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企业的发展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调控手段必然存在很大差异。
在如此不同的基础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没有新的理论创见和实践上的创新，将很难在改革上取得大的突破。因此，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会吸收供给主义的成果，而且要开创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杨伟民就认为，这是我党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作出的概括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和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围绕结构展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围绕优化经济结构来推进，已经明确了方向。当前，应围绕以下方面结构落实改革任务，一方面实现供求之间的合理匹配，另一方面通过改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
第一要围绕改善宏观经济结构进行。在产业结构上，让需要发展的产业优先得到要素保障，限制发展的产业不再增加投入甚至引导其部分要素流出。在区域结构上，落后地区的薄弱环节投资要增加，比较优势要得到强化，先进地区要进一步集聚高端生产要素。在城乡结构上，增加农村的资金、项目、技术投入，增加大中小城市之间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入。在投资结构上，加大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等的资金、土地和科技投入，控制房地产、钢铁、水泥等领域的投入。
第二要围绕改善微观经济结构进行。在市场结构上，进一步提升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基本完善生产资料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增强各种要素的流动性和市场配置规模。在企业结构方面，着重引导资金、技术、人才、土地向大中小企业集聚，提高行业集中度和密切企业间协作关系。在生产要素结构上，改善人才和劳动者素质，提高长期资金和直接融资比例，提升技术水平。
多年来，我们虽然强调需求带动，把重点放在需求侧，但在上述方面也花了不少功夫，推动经济结构升级，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劳动者素质，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把握的关系
一是把握好与需求侧的关系。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已经明确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也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考虑到围绕优化结构进行的供给侧改革，虽然能够挖掘部分已经形成的消费能力，同时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但短期的效果将是有限的。相反，不少改革措施，既可能在短期内对扩大需求形成制约，也可能长时期对扩大需求形成制约，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尽量将其对需求侧的影响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同时，我省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需求潜力仍然较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忽视当前在需求侧刺激的重要性。
二是把握好市场与政府关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需要发挥好市场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同样道理，如果政府不能在营造环境、简政放权、完善市场经济、运用好经济杠杆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尤其是在推进科技创新、土地制度改革、资本要素改革、资源品价格改革、利率市场化等方面，不能取得大的突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三是把握好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关系。虽然我省目前的科技创新能力还不高，但即使有了好的科研成果，在现有体制下，也不能顺畅地转化为产品，大量科研成果睡大觉，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之所以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关键是科研的管理制度、产权制度、利益机制、金融体制等不适应。因此，围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成果与市场对接的机制、建设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共同体，应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四是把握好“五大任务”之间关系。去产能与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有紧密联动关系。如果成本下降，一部分过剩产能的竞争力会有所提高，“去”的规模自然会减少。同样，去杠杆、去库存和补短板的力度大，进展快，对过剩产能的需求会有所增加，也会减少“去”的规模。并且去杠杆安排合理，必然会为部分产能过剩企业提供重组兼并的空间。去库存也依赖于去产能、去杠杆和补短板，如果过剩产能得到合理抑制，薄弱环节的投资规模扩大，库存压力自然会减轻。如果去杠杆的手段科学和多样化，会使库存多的企业的资金成本下降，或者增加库存的渠道。因此，在推进五大任务中，要选择各方面都有利的最大公约数统筹进行。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去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千头万绪，如果按常规去做，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很难取得突破。当前必须选择一些改革边际效益高、带动性强的领域进行突破。
首先，要从“六个阶段特征”出发，尤其要深刻理解我省已经进入规模质量同步提升期、发展动力转换到了关键期、产业转型升级进入接续期等的内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借助“平台积累”的有限时间，统筹好稳步扩大经济总量、显著提升质量效益、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之间关系，使结构性矛盾得到根本缓解，基本实现依靠要素驱动向依靠创新驱动的转变，高端切入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价值链。
其次，要把制度创新放在首位，尤其针对制约产业结构、产权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要在落实我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和重大举措规划的基础上，用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契机，在简政放权、投融资、税收、国企、土地、科技等的体制机制改革方面，闯出新的路子。
第三，分层次推进结构优化，尤其是工业的行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多，调整难度大，要作为重点。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都存在进和退的问题，科学的办法是分产品、企业、地区列出鼓励、限制、重组、淘汰的清单，找出调整的关键内容，分析研究各自在体制上、政策上、要素保障上需要采取的措施。
第四，抓好几个具有影响的环节，尤其是中央和省委已经作出部署的关键环节，如在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中，如何推动具有优势的装备制造走出去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在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如何引进中下游先进技术、装备改造传统产业，在推进军民融合中，如何使国防科研院所、军工企业的技术、人才和项目向要地企业流动，在成德绵协同创新中，如何建立具有动力的协调机制。这些，需要逐个研究并提出改革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