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花开，紧抓“一带一路”四川机遇
编者按
茫茫丝绸之路，架起了中国与世界各国长达上千年的经贸与文化交流的桥梁。4月8日，“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90余位考古、文博、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纵论四川与丝路的关系。本期理论版摘编部分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丝绸从天府之国走向世界
□李后强
可以肯定，中国丝绸从天府之国四川走向世界，四川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
世界了解中国最早自丝绸开始。印度古语“赛里斯”和梵文“支那”，是古代印度对古代中国的称呼，都是丝绸的意思。在印度、土耳其、埃及、非洲等地一些博物馆都能找到中国古丝绸，且部分来自中国蜀地。四川考古中未发现古丝绸遗物，是因为四川盆地湿度大，不易保存。其实，丝绸之路的“丝绸”，仅仅是一个代名词，实际讲的是实物贸易，除了丝绸，还有茶叶、香料、食盐、花种、陶瓷等都在运输和交易。
南充是“丝路源点”，因为其同时具备“六大要素”。一是自然要素，具有能适合优质野桑树生长的条件;二是生物要素，就是有适合优质野蚕生长的气候条件，本地有野蚕种;三是技术要素，就是有纺织加工蚕丝的设备和人员;四是交通要素，有水路、陆路运输的方便条件;五是交易要素，就是有丝绸市场和商业氛围，但商业不能太发达也不能没有;六是群众要素，就是有一定规模的蚕丝产量和生产人群，种植业发达，群众积极性很高。一个地方只有同时满足这六大要素才算“丝路源点”。四川南充基本同时具备，可以算“丝路源点”。
还可以从“六个维度”看南充丝绸。一是地理维度。南充位于中国地理第二阶梯，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带，温度表现梯度变化，最适合蚕桑生长生产。二是古城维度。长安和洛阳都是中国古都，说它们是古代丝绸之路起点实际是指“集散之地”，当时南充距长安和洛阳路途不远，实为丝绸“生产之地”。三是时间维度。最早去印度、埃及的丝绸应该是南充的。因为古时从四川到云南再到缅甸、印度，比走北方沙漠、荒滩、奇热、风沙、冰雪之路要方便和容易。四是生物维度。原始野桑树在嘉陵江生长茂盛，其他地方的桑树是从南充移栽和培养的。五是经济维度。南充经济不如西安和成都，这样才能重视农业，发展蚕桑。西安、洛阳、成都皆是销售和精细加工之地。六是文化维度。《水经注》《华阳国志》、诗词、民俗、传说、歌谣、地名、道路等，都有蚕桑记载。而绵阳盐亭黄帝元妃嫘祖养蚕纺丝，解决了技术和人才问题，把南充丝绸历史提前到远古时代。(作者系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教授)
成都与“高原丝绸之路”
□霍巍
“丝绸之路”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有关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称，原指汉代中国和中亚、印度、西亚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后来成为指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名词。“高原丝绸之路”同样也是一个代称，指代西藏高原古代与外界联系与交流的途径及方式。它是一个网络，不是指单一的某条路线，但却包含着不同时代、不同走向、不同段落、不同功能在内的各条路线。“高原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史前时期，而西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便与西藏高原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成都则是高原丝绸之路东端最为重要的起始点与中心城市。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西藏高原农作物的起源、金属器的制作，都可能受到西南地区以成都为中心的古代文明影响。汉晋时代，以成都(益州)为中心，形成丝绸生产、盐铁制造、漆器、金银器制作等最为重要的中心城市，是“高原丝路”最为重要的物质交流中心。同时，成都还是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前沿城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战乱，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成都至甘青一线的“青海道”便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域、中亚唯一的陆上通道。
唐代吐蕃与唐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交往，益州(成都)都是联系汉藏民族最为重要的桥梁。成都自北朝以来丝绸制作多行销包括吐蕃在内的边地，著名的“陵阳公样”图案成为唐代外销丝绸中最受追捧的纹样，近年来在吐蕃考古中也有大量发现。唐宋以来的“茶马互市”及形成的“茶马古道”，正是“高原丝路”在新时代的延续与新的呈现方式。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第一，成都是“一带一路”上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从南北方向可纵贯连通陆上和海上两条丝路。第二，成都也是“高原丝路”和“喜马拉雅文化带”的东端起始点，从东西方向上可横贯青藏高原，并且联接中亚、南亚;以成都为中心的“西部大十字”网络，历史上成为“一带一路”的西部枢纽，不可缺少，更不能忽视不见。第三，在今天打造新的“南亚通道”、继承和发扬“一带一路”历史传统的新的历史时期，成都作为中国西部最为重要的中心城市，必将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汉代河西的蜀地织品
□王子今
河西汉简资料中屡见“广汉”人名和“广汉”地名，和以“广汉”为名的军事机构名号。“广汉”可以理解为体现当时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特殊符号。而河西边塞出土以“广汉”指示蜀地纺织业产品“广汉八稯布”的简文，是丝绸之路史研究的重要资料，研究者应当予以重视和关注。
“广汉”汉初置郡，下辖“广汉”县。广汉曾经是朝廷倚重的手工业生产基地。史书记载所谓“主金银器”“主作漆器物者”，反映广汉郡的产业目标似乎主要在于满足上层社会生活用器的需求。而河西简文“广汉八稯布”告知我们，这里的纺织业产品已经形成优势地方品牌。汉代织品以织作规格有七稯、八稯、九稯、十稯的分类，近似现代织品多少支纱的说法，体现成本和质量的差异。
据汉初法律《二年律令·金布律》，政府为“徒隶”等劳作者提供的服装，“布皆八稯、七稯”。汉景帝时制度，“令徒隶衣七稯布。”汉代边防士卒的军装也以“七稯布”“八稯布”制作。从反映河西织品市场的资料看，“七稯布”“八稯布”的价格比较低廉。居延汉简资料可见“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数量甚大。敦煌马圈湾汉简可见出现“驱驴士”“之蜀”字样的简文：“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每位“驱驴士”“驱驴”十匹，体现了这种运输劳作的具体情形。而“之蜀”标示的交通目的地，也是明确的。
简文“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所透露的军运形式可能具有保密性质的特点，或许与这条交通线路附近“羌”“虏”“夷”分布的复杂形势有关。由蜀地往河西作为重要军需物资的“广汉八稯布”等纺织品的运输路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别支。考察这一交通线的走向、路径和通行条件，是丝绸之路史研究的重要主题。而汉代成都平原的经济地位、纺织业生产力及其市场影响幅度，也可因此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说明。成都老官山汉墓织机模型的出土，以及张骞浮槎行天河见织女得“支机石”传说与蜀地的密切关系，对于相关考察也有参考意义。(作者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早期巴蜀佛教与丝绸之路
□宗性
在唐代高僧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为后世记录了西晋时期佛教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同印度传播互动的重要信息：“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文字中记载的史实，正值中国西晋末年，历史上所谓的“八王之乱”兴起，北方社会动荡，南方僧人要想从北道赴印度求法是比较困难的，选择从西南丝绸之路赴印度求法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从蜀川牂牁道而出”的记载，为我们了解西晋时期，佛教高僧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印度交流互动的情况提供了依据。
佛教在东汉前后传入巴蜀地区，至东晋时，巴蜀佛教已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先是法和率领徒众入蜀，避“石氏之乱”。法和入蜀后，“巴汉之士，慕德成群”，这就说明蜀地的佛教，大有兴盛之势。后有慧持于晋隆安三年入蜀，初到成都时，住在龙渊精舍，由于他“大弘佛法”，世人“望风推服”。以上从法和、慧持先后入蜀的情况来看，蜀地佛教对外的影响力非常明显，并且蜀地佛教的兴盛之势，也正在逐步形成。
至隋末唐初，由于其它地区的战乱不断，蜀地因其地理环境相对稳定，为佛教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由于隋末各地战乱不绝，社会动荡，民众生活非常不安定，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大多向稳定的蜀地纷纷聚集，巴蜀成为佛教中心的地位日益彰显。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还记载，有五名唐代巴蜀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前往西域求法。他们分别是：明远，益州清城人(今四川都江堰市);义朗、智岸、义玄、会宁，皆益州成都人(今四川成都市)。从文字记载来看，他们五人都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出发前往西域的，他们途经的国家有今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是唐代巴蜀佛教与东南亚、南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佛教传播互动的重要史实。
早期的巴蜀佛教不仅接纳域外高僧入蜀讲经弘法，形成了繁荣的巴蜀佛教局面，还在隋唐之际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同时，早期巴蜀佛教界的僧人，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西行求法的行列中，建立起巴蜀佛教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互动传播的信息纽带。可见，早期的巴蜀佛教，具有开放包容、拓展进取的品格。(作者系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佛学院常务副院长兼教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