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一带一路”的历史根据
□张海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具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我们在阐述其现实意义的同时，更应该阐述“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根据。只有从历史学角度把“一带一路”的历史根据讲清楚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纵深及现实战略意义也就更容易阐明。
从全球视野来看，可以把自古及今的丝绸之路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一是先秦到元朝是丝绸之路的1.0时代，主要是“中原”与“四夷”互动的过程。丝绸之路成为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桥梁。这种交往包括战争、和亲、通婚、贸易、和平、互助等形式，也包括交往中各民族、种族的融合。中原物质文化影响了四夷，蜀锦成为四夷国王、贵族互赠礼品之物;四夷物质文化也影响了中原，成为中原一体多元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二是明清时期是丝绸之路的2.0时代，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时代。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地区。从14世纪开始，陆上丝绸之路被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所阻断，日渐衰败。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远洋航行，表明了那时中国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继续郑和远航的是欧洲人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但16世纪以后，明清两代实行海禁政策，海上通道遂被西方列强控制，和平贸易受到抑制，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
三是现在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丝绸之路的最新时代。“计利当计天下利”，是以共赢追求共富的思维，是一家发展、家家发展;一国发展、各国共同发展的思维。各国人民都要共享发展的红利，各国人民的福祉都要得到保障。“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思维，就是用共赢的手段达到共富的目的。“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受到世界各国广泛欢迎，朋友圈越来越大，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经验证明：丝路精神，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计利当计天下利”的精神。四川应乘着“一带一路”顺风，发扬川人工匠精神和舍我其谁的担当气概，把四川的航天航空产业、高端机器制造产业、IT产业等做大做强，推动南亚、中亚、东欧乃至整个欧洲产业的提升，实现共享发展。(作者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历史学家)
四川是“一带一路”关键增长引擎
□尼克拉斯·施万通
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在规划和完善“一带一路”倡议。各国政府、企业和相关各方都关注着与这个雄心勃勃项目有关的新政策。然而，很多国外评论员忽视的一点是，“一带一路”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在其整体框架内突出的区域组成部分。虽然“一带一路”关系到中国政府的关键利益，但是中国地方各省区也在发展和推进这个构想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因其地理位置和经济结构，特别是考量其在建立可行的跨喜马拉雅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四川成为理想的“一带一路”关键增长引擎。
“一带一路”带来了诸多机会、巨大增长和发展潜力。实际上，新丝绸之路及其相关项目有助于中国政府实现国内发展目标和拓展更多国际间发展。比如促进与邻国的稳定和相互连通至关重要。但是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和交流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因素。这些风险有的可以被描述为迫在眉睫，而其他一些风险来得更加微妙和平缓。解决问题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以及省区、学术和工业领域的领导人，通过精心设计的风险管理政策，帮助制定控制不良影响的政策，最终将不利条件转换为宝贵财富。
由于部分覆盖一些动荡地区，“一带一路”也受制于一些有形威胁，比如恐怖组织、社会动荡等。地面贸易路线的特点是一部分线路切断可能会导致整个线路的贸易崩溃，至少总体增加运输成本，影响供应。这意味着任何旨在推动国际间发展的提议，都应该将安全因素纳入考量。
虽然防务政策的执行主要在国家政府的职权范围之内，特别是在国际背景下，但省级政府可以而且需要为整体安全框架的设计做出贡献，特别是当涉及非传统威胁时。对于四川来说，这意味着要不断加强现在作为“一带一路”协调和推动者的作用。未来，四川及邻近地区也将能从环境技术、执法和医药等方面的交流中获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带一路”政策也将逐渐成型，各方的角色也将随之变化。这必然会使不同人士的利益相互依存，比如，四川人民的繁荣与中亚和南亚地区人民的福祉将密不可分。这意味着四川政府以及其他行业和学术界的经济驱动力量，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的作用将超越省际的范围。(作者系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博士)
古代成都是三大丝路的交汇点
□何一民
成都地处中国内陆深处四川盆地，四周为高山环绕，形成了封闭式的地理环境。地理上的封闭性虽然对成都与外部的联系造成了巨大困难，但并不能阻止四川盆地内外的人们相互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反而更加促进了古代蜀人对内对外开放开发的决心和勇气。
早在先秦时期，四川盆地与北方的汉中、关中地区，西北甘肃、青海地区，西南的云南地区，东南的湖湘、江浙地区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开辟出多条通往外界的蜀道。因而看似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反而成就了成都作为中国古代三大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以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和西亚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无不透露出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信息。
汉武帝时期，北方丝绸之路开通，成都成为北方丝绸之路主要商品“丝绸”的重要供给地，特别是丝绸之路的高端产品“蜀锦”是成都特产，丝绸之路沿线重要考古遗址发现有一定数量精美的蜀锦就是有力证明。南北朝时期，当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受战乱影响中断之时，以成都为起点，经川西北草原，进入陇南、青海，然后转入西域的“丝绸之路河南道”成为新的丝绸之路，使中国内地与西北各政权及亚欧各国的贸易一直未曾中断，佛教文化也多经此传播到中国内地。
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早在秦汉以前就已经开通，并延续了2000多年一直持续发展，成为中国内地与东南亚等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早在先秦时期成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就保持非常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并通过长江各重要节点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联系。汉唐时期，随着国家强盛，对外大开放，对内大发展，成都与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从而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城市。
三大经济文化带交汇点的区位，使成都成为古代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这一地理区位优势是古代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不具备的。(作者系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教授)
古蜀文明与天府丝绸的起源
□谭继和
丝绸是中华服饰文化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在适宜桑蚕的地域，即《山海经》称之为“欧丝之野”的纺织缝制技术由麻葛发展到丝绸的产物。河姆渡、钱山漾等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蚕纹、蚕茧与丝绢、丝带、丝线等考古遗存，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黄帝正妃嫘祖创制桑蚕缫丝技艺，黄帝因而能进入“垂裳而治”的文明时代的历代祖先口述史相印证，说明中国是丝绸文明的始源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早了4000多年。
中华丝绸文明是整个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同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的起源模式一样，丝绸文明也是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具有多源、多地域、多样化的特征。“天府之国”四川是中华丝绸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四川古部族擅长经营桑蚕，故用甲骨文的原蚕象形体的“蜀”字为名，“蜀山氏”就是该部族的特称。该部族第一代蜀王名“蚕丛”，是对具有特殊的丛簇养蚕织丝技术的蜀王崇敬的尊称。这与成都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陶石纺轮、绳纹与网格纹陶器，一直到青铜时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巨型青铜立人像，身着华美丝织龙纹、鹮鸟纹、兽面纹的黻黼锦衣的实证是相一致的。
成都交通巷岀土西周蚕纹铜戈、百花潭出土战国宴乐嵌错纹铜壶和成都彭州汉墓出土画像砖均有妇女在桑园采桑的图案，说明先秦古四川丝织业的高度发达。秦汉时代的蜀锦与蜀绣，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初的蜀锦，渊源于捶打光滑的缎，故名“锦绣缎”。秦汉时期技术改进，锦江洗濯，织出如彩贝的“贝锦”，这是蜀锦的特色品牌，成为蜀中城市财富的代表性标志。它通过南、北丝绸之路行销于西域、西亚及东南亚，汉代成都成为当时与齐鲁、襄邑比肩的全国丝绸生产和贸易的中心。成都老官山汉墓发现的世界最早的木制锦缎丝织提花机模型，代表着当时中国，也是世界最高超的织锦技术。
难怪司马相如写赋，也要学习蜀锦之工匠“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高超巧思和精妙技艺，来写作锦心绣口的文章了。因蜀锦与蜀绣的卓越秀冠的知名度，汉代成都遂以它作为城市代表，称为“锦江”“锦里”“锦城”。到唐宋时期成都为代表的巴蜀城市更成为“扬一益二”的世界历史财富聚集和文化交流互鉴的都市，居于当时世界中世纪城市的前列。 (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员、省历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