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与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与治国理政，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话语讲就是内圣与外王。如何重新解释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如何重开新内圣、发展新外王?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石永之认为，传统的内圣外王应用于皇权时代的家族社会，当今时代，民权取代皇权，家族日益消亡，应以家庭伦理和规则伦理取代家族伦理，并以新儒学补救信仰缺失之弊端，此为儒家新内圣。新外王的民主政治以仁爱共识为基础，首先是天下主义，其次是平等自由主义。儒家内圣外王的新连接应该回到儒家的源头活水处，合孟荀，折衷于孔子，其思想结构就是：仁爱、平等、自由。与石永之对内圣与外王全盘照接，又全部重新解释有所不同，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研究员路德斌认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并非只是一种政治的理想与设计，在过去的夏、商、周时期，尤其在有信史可据的周朝，作为一种治道模式，它确确实实在现实政治中运作过，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过。这也是孔、孟儒家对“内圣外王”之道崇信不疑的根据。而按照荀子的思考，在国家治理层面，治道的根本只有一个，那就是“礼义法度”。但在中国的基层社会，“内圣外王”依然切实有效，这种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针对儒家治国理政思想中法治和德治的关系问题，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指出，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道”是最高的价值诉求，“德”则是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而就治国理政来说，德法并用，德法统一，是儒学一贯的治道理念。“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治国如御马，御马必有衔勒，治国必以德法。
韩国忠南大学教授李镇卿指出，儒家思想作为政治原理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主导东亚的社会和历史，主要原因就在于儒家的治道理念是一个开放的、二元互补的结构。道德与功利、德礼与法刑、君权与臣权等等，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既是稳定的，又有与时俱进的灵活性。这对于现代社会治国理政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学术界近年来对儒家正义论的关注和研究引起了韩国学者的共鸣和回应。韩国弘益大学教授朴星奎特别研究了孔子的正名思想。他指出，“正符合事实之名”是孔子正名论的第一要义，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A有A的样子，这表明，“正义”这个词只有针对名副其实的事情才能说是正义的。无道的社会总是根据权力和金钱随意定名，这必然名不副实，这样的社会就会混乱。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韩中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专任研究员李承模通过自己对“正义”观念的考察以及东西方正义观的比较，指出儒家以“仁”为人之安宅、以“义”为人之正路的正义观与西方传统的正义观不同。如果说西方的“正义”是以“我”为中心，那么孔子的“正义”就是以“我们”也即以“人类”为中心。只有以“人类”为中心、珍视人类生命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社会。
学者们就儒家思想与当今社会道德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孙聚友认为，基于儒家思想对人的存在完善的认识出发，以“和而不同”为基本精神、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基本原则的儒家和谐观，是和谐社会秩序建构、和谐经济关系确立、和谐身心关系实现的重要指导原则和实践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温海明认为，孟子心性论在儒家发展的大多数时期是、今天仍然是把古老的儒家地域性伦理发展成为全球性伦理的根本缘发动力，但有必要对孟子心性论做当代哲学与宗教性的双重建构。在哲学上，孟子的心性论需要从一个动态的缘发关系型状态加以重构，从而能够立足当代儒家社会现实与西方哲学对话;在宗教上，孟子心性的宗教性深度和广度需要在西方宗教性维度的对照下得到确定，从而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宗教性重构当中成为根本性的宗教精神原点。这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通过哲学与宗教性的双重建构，儒家的修身养性思想是将儒家地域性传统伦理发展成为具有全球伦理意义的重要动力资源。
在近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共同体主义(或者叫社群主义)是在批判个人主义的极端唯我论的情况下出现的，但对于什么是共同体，西方学界内部存在分歧，东西方学界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差异更大。韩国学者在交流中对东西方“共同体”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韩国国学振兴院首席研究委员金钟锡认为，把儒学思想原原本本地照搬到现代是不可行的。在现代社会，儒学之所以被重视，之所以仍然被反复讨论，是因为共同体的问题——如何共同生活，这是人类始终要面对和处理的重要问题，而“共同体”论正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和价值所在。儒学的“共同体”思想可以表述为“为道德原理的自我献身”。他通过对张载《西铭》以及李退溪《西铭考证讲义》两个文本中所蕴含的儒家“共同体”思想的诠释，指出儒家思想为人类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套本体层面的基本原理和实践层面的关系原则，这是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重要贡献。韩国大邱教育大学教授张闰洙具体梳理了“共同体”的概念，指出儒家“共同体”大体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由父母和子女结合而成的自然共同体——家，由老师和学生结合而成的学问共同体，由乡村扩展至国家而形成的乡、国共同体。他指出，儒家的“礼”有三个层面即家礼、学礼、乡礼或国朝礼，这三个层面的礼在传统社会中为维护共同体的存在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今天同样面临着新的课题，需要加以改变。他认为，以“敬”为本质和精神的“礼”具有根本原理(体)的“不变性”和仪礼形式(用)的“可变性”，在探索和制订适时之礼的过程中，要尊重不同习俗下的“礼”的多样性及其文化和历史，避免陷入“自我文化中心主义”。这就是说，可以在仪礼形式即礼之用的层面，接纳不同形式的礼及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
周易古经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专家们就易经与中韩两国儒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教授李尚信小中见大，通过对《丰》卦详细而具体的研究，提出《丰》卦的主题是讲明德之丰，爻辞围绕明德之丰而展开，明德有被遮蔽的时候，当明德被遮蔽后，其丰大之明德有一个从被遮蔽到重新复显的过程。古人倡导的是明德之丰大，而不是物质享受的奢侈或丰大。《周易》古经很可能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部明确谈到去蔽的著作，荀子的去蔽思想无疑是对《周易》古经去蔽思想的深化与发展。《丰》卦讲明德与《大学》的明明德有显而易见的联系，而《丰》卦讲明德被遮蔽而不是完全消失，此一理路为《中庸》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而开显出中国哲学人性论的已发和未发、已显和未显的重要和基本理论。
李退溪是韩国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中韩两国学者有多篇论文论及李退溪先生的性理学思想。就《易》经与韩国大儒李退溪思想之间的关系，中国孔子基金会教授彭彦华认为，李退溪学《易》讲《易》述《易》，完全是为了进修践履。李退溪既继承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他认为“《易》乃理数渊源之书”。李退溪对《周易》的时中之义体悟甚为精到，而且身体力行。他主张礼有因革损益，有常有变，礼在生活实践中应当从俗、从宜、从权，其基点是“缘仁情”。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蕴含着人类达于至善的丰厚滋养，需要我们以笃守善道的历史责任感和执道弘毅的现实使命感，深入研究和努力弘扬儒家思想，推动儒家思想的国际研究和创新发展。今天的人们既享受着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种种便利，又承受着与之相伴随的种种艰苦与磨难，儒学也许可以为克服这些艰苦与磨难提供有益的帮助。可以说，第二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的召开是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也是顺应时势人心的举措，既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又极大地推动了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进一步走向深远未来。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